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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3 日，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新增一则破产案件，案件类型为强制清算案件，申请人为北京泰睿飞克科技有限公司，经办法院为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也意味着，此案预重整已经获得法院受理，将正式进入破产审查程序。此前于 4 月 15 日，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华谊兄弟，300027.SZ）公告称，当日，公司收到债权人北京泰睿飞克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申请人 "）发来的《告知函》，申请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依法裁定对公司进行重整，并申请对公司进行预重整。公告显示，截至《告知函》出具日，华谊兄弟对申请人负有到期债务本金 1140.5155 万元未予支付。华谊兄弟在公告中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金华中院受理预重整申请的文件，申请人的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裁定受理，公司后续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预重整或重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后续若收到金华中院受理预重整或受理重整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公告，如果法院正式受理申请人对华谊兄弟的预重整申请，后续公司进入重整程序且重整顺利实施完毕，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提升经营能力，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自 2018 年首次出现年度亏损以来，华谊兄弟已连续多年深陷亏损泥潭，截至 2024 年底公司已经连续亏损 7 年，合计亏损达 82.5 亿元。最新业绩预告显示，2025 年公司预亏 2.89 亿至 4.07 亿元。以此计算，从 2018 年至 2025 年，这 8 年间，华谊兄弟至少亏损了 85 亿元。华谊兄弟 2025 年年度报告预计 4 月 29 日披露。此外，王忠磊所持股票正在被司法拍卖。4 月 3 日，华谊兄弟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忠磊持有的公司 1130 万股股票拟被司法拍卖，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7.10%，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若上述股份拍卖成功，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86%，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累计被冻结的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超过 80%。华谊兄弟今年以来的股价持续走低。相较于 2015 年 32.13 元的历史峰值，目前华谊兄弟的股价已经缩水超过 90%。截至 4 月 23 日收盘，华谊兄弟的股价为 1.97 元 / 股，市值为 54.7 亿元。

当地时间 4 月 23 日下午，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表决通过了有关设置 " 国家情报局 " 的法案。该法案将移交参议院进行表决。如果通过，日本计划在 2026 年内迎来二战后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情报中枢，并制定该国历史上首个 " 国家情报战略 "。根据日本政府此前提交国会的法案，新的情报体系由两个层级构成：负责顶层决策的 " 国家情报会议 " 和负责具体事务执行的 " 国家情报局 "。" 国家情报会议 " 由首相担任议长，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 11 名阁僚，负责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 " 重要情报活动 "，以及外国间谍相关的 " 海外情报活动 " 进行审议。" 国家情报局 " 作为其事务机构，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机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日本当局近来在情报领域动作频频，推动多层面整合升级情报力量，强化首相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专家解读，高市政府此举对内意在加强国内思想舆论控制，通过鼓吹 " 外部威胁 "、灌输右翼思想等手段，诱导民众支持扩军备武；对外图谋强化情报收集，为突破 " 专守防卫 " 原则、实施军事冒险做铺垫。这一系列动向，与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强化情报机构的种种做法如出一辙。有日本媒体惊呼：" 在战争国家危险之路上暴走 " 的首相高市早苗，正在打造 " 新战前情报体系 "，臭名昭著的 " 特高课 " 又要重现吗？从 1952 年内阁官房下面那个 " 谁也指挥不动 " 的小机构，到由首相直接掌控的 " 日版 CIA"，这条路日本走了七十多年。" 散装 " 的日本情报体系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相比，日本的情报机器显得格外低调。但其实日本政府在搜集情报方面花了很大的气力，毕竟日本政府的主要机构都有自己独立的情报搜集机构。细数一下，目前日本政府的情报机构包括设于内阁官房的内阁情报调查室、警察组织下的公安部、外务省的国际情报统括官组织、防卫省的情报本部，以及隶属于法务省外局的公安调查厅。这些机构各自独立运作、缺乏统一指挥，均试图垄断手中的情报资源与情报人员，导致部门间情报壁垒森严、无法互通共享。与此同时，受二战后和平发展定位的约束，日本缺乏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那样系统化的海外情报搜集能力。这也导致日本政府内部一直有观点，认为日本需要一个在情报指挥与整合方面的协调机制，并强化对外情报能力。然而，建立这样的中枢机构并非易事，日本历史上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此次高市政府计划升级成 " 国家情报局 " 的内阁情报调查室，就可以追溯到被视为日本 "CIA" 构想雏形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内调）。1952 年，担任吉田茂内阁官房长官的绪方竹虎设想将内调建设为 " 可以收集全球所有情报的中心 "，但当时以《读卖新闻》为首的日本三大报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是战前内阁情报局的复活，并发起反对运动。同时，内政官员与外务官僚进行地盘争斗，使情报局建设计划搁浅。1996 年日本驻秘鲁大使馆人质危机以及 2001 年美国 "9 · 11" 事件的发生，都让日本政府意识到强化对外情报的重要性。2005 年，时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主张在外务省之下设立 " 对外情报厅 "，但是遭到警察厅的反对，因为历代内阁情报官几乎都出身于警察厅。事实上，自吉田茂内阁时代起，外务省与警察厅之间的权力暗斗便从未停止，这种部门对立也成为日本难以建立统一对外情报机构的最大障碍。即便到了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日本大力推动情报领域改革，也未能突破这一困局，最终只能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叠加相关职能，间接强化情报能力。2013 年，日本通过《特定秘密保护法》，旨在强化机密信息的保护；2014 年，安倍政府成立国家安全保障局，负责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建议和立案，必要时可要求各省厅提供情报，但该机构并不具备统一指挥、整合情报的充分权限；2015 年，内阁官房设立 " 国际恐怖主义情报集约室 "，外务省同步设立 " 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收集单位 "，前者负责统筹协调，后者则实际承担情报汇总与分析的核心任务。同年，自民党也曾讨论向政府提案，建立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外情报机构，但最终未能落地。安倍内阁未能实现的情报中枢构想，最终成为高市早苗的核心政治任务之一。强行落地的 " 国家情报局 "2025 年 10 月，高市早苗就任日本首相，其上任时携带的明确政治清单中，就包含了这个自民党保守派念叨了十多年的诉求。图片来源：视觉中国上台仅 4 天，高市早苗就快速推进首相官邸主导的安全保障战略，不仅对国家安保局长进行人事调整，还指示内阁研讨建立情报机关；11 月，自民党内部成立 " 国家情报战略本部 " 并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启动党内推进程序。2026 年 3 月 3 日，设立 " 国家情报局 " 的法案正式提交国会；3 月 13 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相关决议，法案的核心设计正式浮出水面；4 月 10 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开始对法案进行实质性审议。主管该法案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虽承认 " 理解公众对侵犯隐私等问题的担忧 "，但明确表示将继续推进法案审议，丝毫没有放缓节奏。4 月 22 日，众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该法案；次日（4 月 23 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便完成表决通过，从委员会通过到全院表决，仅间隔一个工作日。期间，在野党希望获得更多质询时间，舆论也需要更多发酵空间，但执政党凭借席位优势，牢牢掌控审议节奏，推动法案快速闯关。大力强化情报力量，高市政府意欲何为？按日本防卫省说法，海陆自卫队新设情报部队的任务包括查明并消除所谓 " 虚假信息 " 威胁，与盟友合作传播 " 适当信息 " 等。据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拟在新成立的国家情报局内设立专职部门，负责防范社交媒体平台上所谓 " 虚假及错误信息 "，阻止所谓外国势力 " 干预选举 " 和 " 操控舆论 "。高市政府相关动作引发日本舆论广泛担忧。有日本媒体指出，重组后的政府情报体系无异于 " 直属 " 于首相，存在被政治化滥用风险，或侵犯民众隐私权及言论自由，沦为高市政府操纵国内舆论、压制不同声音的工具。有日本媒体和网民惊呼：" 特高课 " 的历史噩梦又要重演吗？众所周知，" 特高课 " 即 " 特别高等警察课 "，最初是日本国内情报组织，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占领的中国各地也开始设立特高课。甲级战犯、侵华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就是特高课的头头，还有臭名昭著的川岛芳子、南造云子等，在华夏大地上欠下无数血债。日本《京都新闻》《琉球新报》等媒体发文警告，二战前，日本以 " 护持国体 " 为借口加强情报机构权力，日本宪兵和 " 特高课 " 密切监视民众并压制反战声音，日本不应忘记放任权力暴走的历史教训。日本历史学者前坂俊之等专家指出，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向国内媒体施压，至 40 年代几乎完全掌控日本舆论。日本舆论场当前的论调和发展趋势，与 30 年代初的情形有相似之处。在加速右倾的政治和社会生态中，日本当局正纠集各层面力量煽动民众情绪，" 走上一条老路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项昊宇说，日本媒体目前存在着渲染 " 外部威胁 "、挑动民众 " 对外敌意 " 的报道氛围。在其背后，日本执政当局通过掌控舆论风向，炒作 " 外部威胁 "，渲染 " 非黑即白 " 的对抗叙事，为修改和平宪法、扩充军备展开思想政治动员。重蹈覆辙值得警惕" 国家情报局 " 的立法推进，只是日本本轮情报体系改革的一个缩影。在军事层面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设立 " 情报作战集团 "，由承担情报、网络、通信及海洋观测任务的部队整合而成，核心目标是统一指挥原本分散的相关部队，强化对网络、太空、电磁及认知领域多源信息的处理能力。几乎在同一时间，陆上自卫队也正式成立 " 情报作战队 "，专职负责信息作战、网络攻防与电子对抗。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自卫队开始着手建立统一的信息作战力量与指挥体系，日本防务战略的重心正从传统物理空间，持续向信息空间延伸，亦是其近年来安全观念不断转向进攻性的鲜明体现。日本自卫队队员在基地作战中心参加演习。 图据 中国国防报在太空层面日本航空自卫队所属 " 宇宙作战群 " 正式升级扩编为 " 宇宙作战团 "，规模从约 310 人增至约 670 人，并计划进一步升格为约 880 人的 " 宇宙作战集团 "。按照防卫省规划，航空自卫队拟于 2026 财年底更名为 " 航空宇宙自卫队 "。分析指出，日本太空军事力量从仅有 20 人的 " 宇宙作战队 " 起步，仅用 6 年时间，便从辅助性监测单位，发展为拥有独立指挥权限的作战集团。未来，该力量可能承担太空监视、数据分析乃至反卫星等任务，为远程精确打击力量提供实时天基情报支持，甚至可能展示针对太空目标的软杀伤能力。从战略定位来看，日本未来将充当美军在亚太地区的 " 太空哨兵 "，其太空监视数据可实时接入美军作战体系，推动美日军事同盟加速向太空领域延伸。日本自卫队人员与美军人员在演习中分析情报。 图据 中国国防报这种种举动意味着日本正全面对标美国情报体系，想要深度对接、融入美国全球情报网络，借美日同盟的势头，持续延伸自身军事触角。近年来，日本对外间谍活动屡遭曝光。2025 年 11 月，中国国家安全部发文说，近年来破获一批日本间谍情报机关针对中国的渗透窃密间谍案件。2024 年 9 月，俄罗斯媒体披露，一名日本间谍在白俄罗斯被抓获，涉嫌拍摄军事设施等活动。2022 年 9 月，俄联邦安全局宣布，日本驻俄一名外交官因涉嫌间谍活动被抓。历史上，活跃的对外间谍活动往往是日本开展军事行动的前奏。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再到二战，日本情报机构在日军历次有预谋的军事行动中，都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比如，1906 年成立的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 满铁 "）表面上是铁路经营公司，但公然涉足政治、经济、军事、情报等领域。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前，" 满铁 " 大量情报人员伪装成小商贩、医生、学者等，针对中国开展情报搜集工作。日本关东军情报机构也多次组织所谓 " 参谋旅行 "，派人秘密潜入东北多地实施侦察。1941 年，偷袭美国珍珠港前，日本派出大量间谍到珍珠港，搜集那里的天气、水文、地形信息和美军基地中飞机、舰艇的部署情况。如今，" 国家情报局 " 的强行推进、军事与太空情报力量的同步扩张，本质上是日本突破战后和平框架、转向进攻性安全战略的重要一步。参议院的表决尚未落幕，但无论结果如何，日本情报权力的高度集中、军事触角的持续延伸，已不仅引发国内民众对隐私受损、权力滥用的深切忧虑，更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潜在风险。